廉正保局长外交学院演讲实况

时间：2002年10月30日下午2：00-4：00
地点：外交学院主楼四层413多媒体教室
主讲：外交部档案馆馆长、档案局局长 廉正保
题目：《速记在外交中的应用》
出席人：外交部新录用公务员第五期青年干部培训班全体学员
主持人：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专业委会副主任 刘杨
速记师：北京市速记协会 王蕊、徐林
（电脑速记现场记录整)

一、主持人：

　　各位未来的外交家：下午好！

　　 在全国人民以优异成绩喜迎十六大的召开，江泽民主席成功访美刚刚结束的时刻，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当年"中美建交谈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并且用手写速记如实地记录下当年那惊心动魄谈判实况的速记员，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原特命全权大使，也是我一直非常敬重和仰慕的速记前辈，现任外交部档案馆馆长、档案局局长廉正保先生给大家作《速记在外交战线上的应用》的学术演讲。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廉馆长的到来！（鼓掌）
速记应用于外事工作由来以久。按照国际惯例，外事会谈一般是不允许使用录音机的，这时，速记记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服务人员把速记人员的座位安排在门口，因为距离远而听不见讲话，被总理察觉以后，就立即把速记员叫过来，坐在总理的身后。从那时以后，速记和翻译坐在宾主的后面成了外事活动的一个固定格式，并且总理也多次指?quot;新闻工作者和翻译人员要学会速记"。我看到在我们学院的门口的陈毅外长塑像。他也说过"速记和打字是外交人员的武器"。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同志在50年代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发奋学习速记，成了当时我国速记速度最快的速记员。

　　 据袁（慧燕）主任介绍，外交学院速记课也是因为党的外事工作需要，特为我们这个班开设的。廉先生曾经跟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高层领导多次出席重大的外交场合，就仅仅陪同周恩来总理公开和不公开的外事活动就达二百多次，如果将他所有的手写速记原稿汇编成册的话，无疑是中国外交风云的绝密档案。廉先生曾经担任中苏边境谈判、中美建交谈判、中日建交谈判、中德（西德）建交谈判等等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谈判现场的速记记录工作。后来我们见到的《中美联合公报》也是以廉大使的手写速记原稿为蓝本发表出来的。如今，廉先生的手写速记原稿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在我们外交部档案馆里永久保存下去。

　　 当年中美双方谈判的时候，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双方是怎样的唇枪舌剑？场面是如何的惊心动魄？速记在外事谈判中又发挥了怎样的历史性的作用与贡献？怎样才能记得快呢？廉大使，您当年都记了哪些重要信息？我想在座各位和我一样，对那段历史都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至今那么多年了，廉馆长，您能给我们解密一点鲜为人知的故事吗？

　　 今天我们与当年的速记员"零距离"，我们想亲耳聆听，亲身感受，沟通源于"零距离"--演讲结束后，廉馆长将现场回答大家的提问。

　　今天的学术演讲得到了院系有关领导和北京市速记协会的大力支持，我们还特意邀请到了北京市速记协会高级速记师王蕊、徐林小姐，为廉先生的演讲作同步字幕直播。
下面，我们热忱欢迎廉先生为我们作《速记在外交战线上的应用》的学术演讲！（鼓掌）

二、廉正保：

　　谢谢刘老师！

　　外交学院是我的母校，37年以前，我从这里走出了外交学院的大门。今天我有机会回到母校，同在座的同学们进行外交业务交流，感到非常高兴。中文速记也是同学们走向工作岗位以前必须培训的外交业务课之一，教学内容刘老师已经给大家讲了很多了，今天我不想重复。作为一名曾经使用过速记的速记爱好者，今天我想同大家谈谈速记工作中的一点体会。主要谈谈速记在外交中的应用。

　　速记作为一种工具，在对外交往中被广泛应用，并且受到高度重视。外交部一些老同志当年曾经用最简单的速记符号记录了中方代表与美国谈判代表的巧妙斗争。五十年代初，在朝鲜停战谈判桌上，外交部培养了一批英文速记人员，前驻联合国副秘书长曾经为毛主席、周总理担任翻译的冀朝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六十年代初，根据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指示，为了改进领导与外宾的谈话记录，外交部从各地区业务司和外交学会等部属单位，抽调了一批青年干部到北京速记学校学习中文速记，我就是那次被抽掉去学的中文速记。七十年代初，根据日益发展的对外工作需要，外交部又先后举办了两期中文速记培训班，在外交干部中培养了一大批兼职的速记人员，其中不少人现在已经成了高级外交官，有的当了大使，比如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驻菲律宾大使王春贵、驻尼日利亚大使梁银柱等等。速记当时在外交部可以说是风靡一时。速记和翻译一样，都享受比较高的政治待遇，名字经常风诸报端。都能应邀参加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讨论有关外事问题的专门会议。

　　1965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外交部，报到后的第二天我即被通知去学中文速记。1966年1月，我从北京速记学校毕业以后，回到外交部，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在毕业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几乎没有用过速记。我第一次用速记是1966年底，外交部党委受到造反派的严重冲击，周总理在国务院接见部党委成员，部党委让我去作记录，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速记做记录，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第一次同周总理握手。我把周总理支持外交部党委工作，批评造反派的谈话比较完整地记了下来，部党委十分满意，并且在全部范围进行了传达。

　　我主要从事外交业务工作，速记只是我的兼职工作，但是相当一段时间，速记占用了我相当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刚才刘老师也谈到了，我有幸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中央三位领导与外宾谈话时用速记做过记录。作为速记工作人员，我参加了周总理1969年在北京机场与苏联总理柯西金的秘密会晤；参加接待了1971年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以及其他美国三位总统福特、里根和布什总统的访华；我随同周总理访问了越南和朝鲜，随同邓小平访问了美国和法国；参加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谈判、中苏边界谈判和中日、中西德建交谈判的记录工作。我曾记录了周总理与外宾的200多场谈话。大家知道，北京机场会晤和随后举行的了中苏边界谈判，缓和了珍宝岛事件后一度十分紧张的中苏关系。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了隔离22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中国与日本、西德建立外交关系，扩展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这些谈话记录从一个方面记录了我们三代领导人的外交风采，记录了新中国外交的丰功伟绩，记录了国际政治斗争的腥风血雨。现在已经成了非常珍贵的历史档案材料，都由外交部档案馆永久保存。作为档案馆的馆长，我现在管理和掌握外交部建部以来的外交档案。每当我看到领导和同志们，看到离退休的外交官来查阅、利用我曾经记录整理、为之付出心血的谈话记录，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油然而生。周围的同志看到不少重要谈话都由我来记录整理，不由肃然起敬。

　　为什么手写速记在外交部广泛应用并且受到重视呢？一句话，这是外交工作的需要，也是形势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具体讲有这么几点:

　　第一，速记能够比较完整地记录领导与外宾的谈话。六、七十年代，毛主席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的一些重要思想，经常通过同外宾谈话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要求谈话记录十分完整、准确，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比如，1974年毛主席在会见前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提到美苏是第一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邓小平同志随后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中，向国际社会做了全面的介绍。而且毛主席知识渊博，思维非常敏捷，谈话从宇宙哲学到高山流水，纵横捭阖，跌宕起伏，他的思维、观念和外交斗争策略和艺术都往往包含在一些不起眼的话语之中。基辛格曾经讲过，毛主席的话有十层含义。所以他每次会见了毛主席都对毛主席的话反复琢磨，揣摩其中的含义和传递的信息。比如1973年10月，基辛格会见毛主席以后，问中方陪同人员，为什么毛主席说国际是大问题，台湾是小问题，可以等一百年？他不理解。实际上，这反映了毛主席的博大胸怀和伟大的战略构想，意思是讲，中美双方当时都面临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情况下，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王八蛋"，也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一条线"的战略构想，台湾问题不要影响到"一条线"战略的构筑。当然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的对外政策也做了重大调整，现?quot;一条线"的战略已经不复存在，台湾问题已经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另外，邓小平外交理论的很多重要论述，也都是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提出来的，比如和平与发展问题，南南合作问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等等。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中，南北问题十分突出。他说："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quot;。1987年5月，邓小平告诉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中国的政策也和联合国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来访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时进一步指出："当前世界上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都是带有战略性和全球性，不仅涉及到人类的生存问题，与世界的命运密切相关，也涉及到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与全人类的文明进程密切相关。所以，江主席最近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八十年代中后期这段时间里，邓小平同志多次利用接见外宾的机会，向国际社会阐述他对世界局势，特别是对战争危险性问题的新看法和新判断，明确告诉外国客人，我们对世界战争危险性问题的看法已经改变，第三世界大战可以在比较长时间内避免，"在本世纪和下一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这些精辟的看法和判断是小平同志高度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的结晶，是对国际形势客观和正确的反映，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有助于我们制订正确的国内政策，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作为一个速记工作者，我们必须准确无误地把他们记录下来，完整地交给党和人民，永载史册。这给我们速记人员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对重要的谈话要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整理成文件，用一般的记录就很难完成，只有速记才能做到。

　　第二，手写速记使用非常简便，不受环境、条件、时间、地点的限制。对外活动形式多样，谈判、会见、会谈，磋商是一种较常见的正式活动方式，安排有桌子、椅子，做记录也比较方便。很多情况下，一些重要事情，往往在餐桌上商谈，手写速记可以在这种非常规的情况下进行。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两天，周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18小时的会谈，除了正式会谈以外，餐桌上还与基辛格继续商谈。领导安排我在餐桌上记录，我一边用餐一边记录，当然有一定难度。但是，我还是比较轻松地把双方的谈话内容都记录了下来，包括基辛格对周总理讲的一些笑话和餐桌上的气氛，而这正是毛主席想了解的。中美刚打开关系，双方互相都不了解，毛主席想从基辛格的言谈举止中了解基辛格这个人，了解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思路，由于记录完整，领导十分满意。记得那时候，我们曾私下商量，是不是把一些玩笑话，一些客套话删掉，我们还没有删呢，毛主席传下话来?quot;不要删，废话、客套话、笑话我都要。"可以说，这是我在餐桌上记录的最完整的一个谈话记录。

　　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访问，与中方商谈上海公报，周总理在欢迎宴会上撇开事先准备的发言稿，发表了一篇入情入理的即席讲话，称赞基辛格是打开中美关系"向导"和"开拓者"，基辛格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要求中方提供讲话稿，他说回去要交给尼克松看。我当时幸好及时把总理的讲话作了全文记录，领导叫我马上整理，稍做修改，上呈中央，批准以后交给了基辛格。

　　另外，我们在领导身边工作，中央领导经常在会见外宾前后，向陪同人员做一些重要指示，我们用手写速记随时可作记录，整理出来后，交给领导，供领导研究使用。

　　第三，正式外交活动，比如谈判、会谈会见、磋商，除非双方同意，一般都不得使用录音、录像等现代化的手段，但双方都可以对等做记录，速记便是最佳和最有效的手段。记得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当时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进行会谈，美方有一官员私下用小录音机进行录音，谁知道录音机不争气，会谈正在紧张进行时吱吱地叫了起来，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使他十分尴尬，他马上把录音机关起来了。我自己也曾经碰到过这种尴尬的场面，那是1981年，我随黄华外长到华盛顿跟美国国务卿黑格商谈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也就是后来中美双方签订"8.17公报"。当时里根总统刚上台不久，里根在竞选总统期间，讲了很多对中国很不友好的话，还说要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中方准备在售台武器问题上向美方施加压力。同时中方也在考虑调整对美政策，改变"一条线"战略，同美国适当拉开距离。因此，我们对美方的表态十分重视，领导要我在作速记的同时，把对方的讲话记录下来，回去可以做研究。我一边记录，一边把录音机放在口袋里面，中间拿出来换带子，美方发现了，婉转地提出来，领导马上示意我关机。因此，一般在正式外交场合，会谈会见，都不能录音。当然有的时候录音也可以作为一种外交斗争的手段，比如1969年，周总理在北京机场与苏联总理柯西金会晤的时候，双方达成谅解，维持边界现状，两国军队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但在随后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苏方代表团就是不承认两国总理达成了这样的详解，所以后来经过慎重研究，我方向苏联方面表示，不要忘记两国总理会晤是在北京机场举行的，暗示我们方面可能有录音，但是不能明讲。根据国际惯例，没有经过双方同意，任何官方的会谈会见都不得录音，这种场合下，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速记。

　　速记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文化艺术，是一门学问。要做好中文速记，成为一名优秀的速记人员，必须具备以下的几个条件和素质:

　　第一，必须能创造性地熟练掌握运用速记符号。既然是速记就要有速度，否则不能称为速记，一般每分钟不能低于160字。书写符号要准确，并能准确、迅速地加以辨认和进行整理。所以做速记头脑要清楚，思维要敏捷。学会了速记要坚持常用，熟能生巧。我刚开始作记录的时候，很多符号写了以后，自己也认不出来，所以整理的时候就很费劲。最初记一个小时要花七八个小时来整理，以后记得多了，越来越熟练，速记符号也越写越规范，有时即使写得不规范，也能一下子认出来。所以到后来，我一般记一个小时只要花三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整理，这是比较快的。

　　第二，要掌握了解一定的业务知识，知识面要广，这样才能听懂领导的谈话，并且能用速记符号迅速作出反应。因此每次接受了速记任务，只要时间允许，我都要到地区业务司去看有关材料和来往电报，尽可能多地了解背景材料，了解双方要谈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对一些重要谈判，接待一些重要代表团来访，我还要参加中方谈判小组的讨论，参加周总理的接见。我记得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前，中央专门成立了接待班子，叫研究组，设在外交部，组长是叶剑英元帅，从各单位抽调了一批人，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接待班子在基来以前一个多月就集中到钓鱼台，进行学习讨论，研究接待方案，周总理几次接见我们，商讨对策。这样我对中央的精神就了解得比较清楚，记录的时候就心中有底，不会出什么差错。

　　第三，要有一定的中文水平和较好的文学修养。速记不是单纯的机械录音，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同一篇讲话，在不违背原意的情况下面，可以整理出不完全相同的记录。记录以后必须进行整理，也允许你整理，把可有可无的词句和明显是重复的话删掉，不连贯的话连贯起来。但是，不能违背原意。

　　第四，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性。作为速记人员，不必对记录的谈话内容正确与否负责，但是必须对你记录准确与否负责，对领导是否讲过这句话负责。我记得1972年尼克松访华结束以后，周总理到越南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在河内除向越南中央、柬共领导通报情况以外，还向西哈努克亲王通报了情况。大家知道，西哈努克喜欢自我表演，有什么话都藏不住，周总理刚回国，他就把一些情况透露给报界，而且在台湾问题上，还误解了总理的意思，外电有所反映，上面也在查询。周总理秘书钱家栋给我来电话，问我当时的记录是怎么记的，我查了我的记录，告诉他，周总理当时没有讲过这句话。我用准确的记录做了澄清，还总理以清白。所以我觉得，准确的记录在那个年代非常重要。另外，我们经常有机会参加高层的政治活动，了解不少国家机密，因此，一定要有很强的保密观念，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定要做到守口如瓶，你只有记录这些机密谈话的义务，没有任意传播扩散的权利。否则就是政治上失职，说严重一点，甚至是违法犯罪。

　　第五，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默默无闻地工作，甘当无名英雄。搞速记是相当辛苦的，那时候周总理经常晚上十一二点接见外宾，每次会见起码两三个小时，我回到家里经常凌晨三四点钟，睡不了几个小时，就要上班，还有很多工作，还得整理记录。有一次周总理会见一位非洲的外宾，从晚上12点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8点，谈了8 个小时，周总理向外宾提了很多问题，对方都做了详细的回答。事后周总理跟外交部非洲司陪同人员说："我帮你们做了一次调研，今天的谈话算是一篇调研材料吧。"有的时候，我们要几天几夜连续工作，根本没办法休息。我记得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工作非常紧张，头一场会谈完了，没有休息，马上进行第二场，谈话记录还没有整理出来，毛主席就催着要看，所以我们只有赶紧整理。基辛格在北京呆了两天，我们每天晚上最多睡一、两个小时。他刚离开北京，周总理马上向我们兄弟国家通报情况，首先给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通报情况，然后马上乘专机，带着少数随行人员到越南通报情况，我是其中之一，从越南回来，呆了没几个小时，马上到朝鲜，向金日成通报情况。所以不到一周时间内，周总理与外宾谈了几十个小时，都是我作的记录。记录以后，还要花100多个小时来整理，可见工作量有多大。

　　要搞好速记，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条件和因素之外，还要掌握一些技巧。根据我的经验，第一，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心情不要紧张。我刚做速记，坐在中央领导，特别是坐在毛主席身边，难免心情紧张，当时很多人渴望见到的伟大领袖，现在就坐在身边，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看到主席那么慈祥、随和，那么平易近人，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我把中央领导看成导师、长辈，是跟我们一样实实在在的人，而不是神。有一次主席接见完外宾，大家要求主席跟我们照个像，主席同意了，我有幸在主席的旁边。第二，要想办法排除外界的干扰，精神要高度集中，当然，会谈会见开始的时候，有很多记者在场，摄影机灯光闪闪，照相机咔嚓作响，对听力有些影响，但是，此时双方一般寒喧多，听不清、记不下，问题也不大。主要是实质内容。有时候在高速记录的时候，旁边稍微有一点声音也会影响你的注意力和听力，因此一定要注意力相当集中，听清每一句话。第三，在高速记录中，不要因为一个符号反应不过来，而影响一句话或者一段话。为了想一个符号，停在那里，几句话都过去了，得不偿失。这个符号想不起来，马上放弃，记下面的。而且，你们要记住，宁可放弃一些口头语，不重要的话，一定要记下关键语句，主要的话，不要因小失大。第四，在记录过程中，有空隙时间，比如，中方领导人讲一段完话以后，翻译正在翻译，你就可以对前面记的符号作些检查，对那些写得不准的，或者一些关键性的词，用中文标出来，便于以后整理。对一些没有听清的话，在旁边做好记号，下来与翻译核对。

　　手写速记也有它的缺点。一是用手写劳动强度大。二是整理时间长，工作效率低，记一个小时起码要花四个小时来整理。三是书写速度受一定限制。所以对手写速记势必要进行改革。正因为如此，1973年，周总理看到基辛格带来的速记人员使用速录机，用手敲击键盘可以完成记录工作，而且没有声音，总理非常感兴趣，会谈休息的时候，他走到我身边，当着基辛格的面问我，咱们能不能制造中文速录机啊？我那时候胆子挺大，我说："能，一定能造出来。"但是我心里一点也没底。总理笑笑说："那好，好好努力，想办法把它造出来，人家能够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了。八九十年代，我大部分时间在驻外使、领馆工作，82年我到华盛顿大使馆工作，86年回国，91年我到驻休斯敦领馆当副总领事，93年到纽约领馆当副总领事，96又转到纳米比亚当大使，98年我回国以后，知道唐亚伟教授带领一批专家创造出了"亚伟中文速录机"，只要敲击键盘，显示器上就可以直接显示出中文图像，速度和效果都比当年的英文速录机还好，今天就有两位"亚伟中文速录机"的同事进行演示。我没有做到的，唐老做到了，实现了周总理的遗愿，我要感谢唐老。我希望有一天，"亚伟中文速录机"能够在外交工作中间推广应用，两种速记并用，相得益彰，我也希望在座的同学们掌握好中文速记，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的提高和应用。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进行交流。如果从工作需要考虑，对你们来讲，最好先学会手写速记，手写速记比较方便，随时可以用，只要有一支笔，一个本子，走到哪儿用到哪儿。但速录机非常先进，很好用，既可减轻劳动强度，又可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应该大力推广。外交部的确也需要有人掌握这种速录机，恐怕今后我们还要培养一批人。

三、主持人：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和廉局长进行交流。

　　提问：关于方言问题，中国很大，天南地北的方言实在是千差万别，甚至在您标准的普通话面前，还是有一些词我是听不懂的，我们有很多来自北方的，有来自南方的，口音差别比较大，这种情况下，您是怎么准确听懂每一个词。还有一个问题，处理一些非常怪的词语的时候，您是怎样处理的？

　　廉正保：这个问题很好。的确我们有一些领导讲话有一点的口音，有时候不一定完全听得懂。我有两个办法，首先，他讲完以后，如果是英文或法文翻译，我就从翻译中理解含义。第二，我尽量记，如果有不清楚的，下来跟翻译核对，一般情况下，翻译的听力可能稍微强一点。第三，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晚年的时候，说话基本上听不清，1976年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顿，主席张了口，我根本听不清他说什么，幸好旁边由张玉凤当翻译，张玉凤说一句，我就记一句，有的她也听不清，只好让主席用手写。碰到偏僻用词，我的办法就是，听他的音，把音记下来，整理时上下文连贯下来，如不清楚，还可与翻译校对。有一些口头语记不下来，问题不大，但是一定要把主要意思记住。当然，如果口头语能够记下来就更好了。而且，你的记录比较完整的整理出来以后，领导还可能把有些东西删掉。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小平同志访问美国，我也去了，小平跟卡特总统会谈的时候，讲到他自己家里和本人的一些情况，我完整地记录下来了，我们司长审核记录时，说这个不要了，都勾掉了，所以以后打印的外交部的文件里，这段话就没有了。我跟一些人提起过这件事，都说删掉太可惜了。

　　提问：您当时用的是什么样的速记方法？是唐亚伟老师的手写速记方法还是自创的？

　　廉正保：我在学校里学的是亚伟速记，毕业时每分钟速度是170个字，周总理的谈话，也就是每分钟160个字左右，所以完全够用。在工作中你可以用速记符号自己创造很多词汇，而且必须创造。所以我刚才谈到，每次接受任务以后，要去看材料，看材料的过程中，就可以把一些词汇用速记符号创造出来，如果在谈话时正好谈到这些，一下子就能反应出来。而且你可以把创造的词汇累积起来，记在本子上，既可备忘，也成你的资源和财富。学会了速记，掌握了基本符号，一定要学会创造，你创造的这些符号很可能人家不懂，但是你自己明白。

　　提问：廉老师您好，很高兴听您的报告，发现您的报告当中，您见证了很多共和国历史性的时刻，当然难免看到一些国家的机密，您是怎么处理日常中或者不经意中可能会把国家机密泄漏出去的情况？您见这么多的事情，在随意的交谈中，就有可能把我们国家的机密泄漏出去了，您是怎么做的？

　　廉正保：要掌握好分寸，对一些绝密、机密内容，绝对不能讲。这是纪律。有一些报纸上已经登过了，出版物上已经出现过的，可以稍微说一点，我反正很少跟人家随便谈我在记录中间记了哪些绝密的事、机密的事，这是绝对不行的。在保守机密方面，外交部的同志素质都比较高。比如基辛格71年秘密访华，这是非常绝密的事，我们提前到钓鱼台去了一个多月，基辛格走了以后，社会上谁都不知道这件事，后来唯一有人泄漏出去，一查不是外交部的人，也不是我们接待班子的人，而是其他单位的人。严守机密，这也是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志要培养的基本素质之一。机密也有时间问题，在一定时间内，这是机密，过了这段时间，就不成为机密了。

　　提问：在您记录的同时，翻译也在记录，所以您的记录和翻译的记录有什么区别？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两个领导人之间坐两个人，是不是一个是速记另一个是翻译？

　　廉正保：在会谈中，翻译和记录人员都在作记录，但任务不同，翻译作记录，主要是完整转达双方谈话内容。我作记录，主要是完整记录下双方谈话内容，然后整理出来，印成文件，作为历史文献保存起来。翻译要核对我的记录，对口头翻译，落实到文字时，需要进行一些修改，另外，我记的不完整的地方，他还可以补充。翻译校对后再交给领导。这样可以使记录更加完整准确。那时候，英文翻译经常是冀朝铸，我是中文速记，我们两个可以说是搭档，合作得非常愉快。

　　提问：在一些重要事件当中，经常是好几场连续转的，您怎样保持一直精神高度集中？比如说24小时之内，始终能够完整记录双方交谈的每一句话，人的注意力的集中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廉正保：的确，在那种情况下，意志和毅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那时候年轻，二十来岁，工作时间长，感到无所谓，有时候一个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第二天马上上班，觉得问题不大。我想，主要是周总理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总理也在工作。我记得1971年，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周总理同他从晚上一直谈到了第二天早晨天亮，基辛格马上要去机场回国，他告别时握着总理的手说了一句话，他说："周总理，我很难想象，当初马歇尔将军怎么敢跟你谈判"。是啊，日本投降以后，马歇尔将军跟总理经常一起谈判，那时候总理还年纪轻，现在总理相对来讲年纪大一些了，还有那么充沛的精力跟基辛格谈，一谈就是一个晚上。所以我觉得总理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提问：刚才您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小时，我们看到速记员用电脑速记的方法将您说的每一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完整地记录下来，您提倡我们用手写速记，手写速记能做到一字不漏吗？第二个问题，速记员的速记和翻译的速记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廉正保：我不仅提倡手写速记，也提倡"亚伟速录机"，对我们在座的来讲，应用比较方便的可能是中文手写速记。但"亚违速录机"是今后的发展方向。翻译的记录与速记有明显差别。翻译一般不能把所有的话都记下来，速记可以，翻译只能记主要的词句，如果像速记那样记录，根本无法翻译。我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翻译人员，脑子都非常聪明，只记几个字，就能够把一句话或一段话完整清楚地翻译出来，这就是翻译的功夫。但是速记不能说一句话只记一两个字，这不行，到时候就整理不出来了。

　　提问：现在我们看的电视，经常看到中国的领导人会见外国客人，后面的速记和翻译都是中国的，为什么没有看到过外国客人带翻译或者是带速记？

　　廉正保：有时候，外国客人也带自己的翻译，特别是美国人。美国重要代表团来访，每次都带中文翻译，有时也带速记员。其他有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外宾，带翻译的少，基本不带。这要看国家的条件、能力和习惯作法。美国有这个条件和能力。苏联也带翻译和记录。比如中苏边界谈判，苏联方面有自己的翻译和记录，中方有自己的翻译和记录，双方记录，互相不核对。最近有人跟我说，他看了苏方已经公布的档案材料，是五十年代两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跟中方的记录核对了一下，不完全一样。这是可能的。又比如最近有人在网上看到美国公布的基辛格访华时的谈话记录，他们拿来给我看，问我是不是一样，我一看，大致差不多，但是一些话不完全一样，因为有翻译的过程。我是中文速记，中方谈的，周总理谈的，我记的最完整，美方谈的，如果他们用英文速记，肯定应该说美方记的最完整。双方记对方的谈话，都是记翻译的话，是否正确，就看翻译的水平了。

　　提问：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周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谈话的时候，因为西哈努克的曲解和失误，造成了外界对我们政策的误解，周总理秘书询问了您当时是怎么记录的，通过您正确的记录给领导一个清白，您记录的权威性怎样确定呢？
　　廉正保：总理对我们都是比较信任的，特别是用速记作的记录，而且我记录整理出来的文件的准确性也是经过考验的，总理看过我记录和整理谈话记录，对我记录的准确性是有信心的。

四、主持人总结：

　　因为外事工作需要速记技术，遵照外交部干部司要求，我们这个班是原准备开《电脑速记》的，因为课时有限，只有三十来个学时，如果学习电脑速记的话，只能接触个毛，连皮都到不了。鉴于此就开设了手写速记，讲授《汉字速记法》，简明易学，比较好掌握，学完以后马上就能用得到。
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在各位上大学时所听过的演讲中，很可能这次是最精彩的：主讲者做学术演讲，旁边有电脑速记员现场做同步字幕直播，这是最先进的和最现代的，所以是最精彩的。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速记由传统的手写符号方式转变为与计算机相结合的电脑速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电脑速记的一种，这种机器叫做亚伟中文速录机。这种速录机也是在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下开发研制出来的，完成了总理生前的一个愿望。现在已经运用在新闻、司法、网站、新闻发布会等等方面，网上叫做字幕直播，即时可以见到发言人的文字信息了，这是最快的效率。它运用汉语拼音的方法，采用多键并击方式，从而实现汉语语音信息的高速听打高录，比如说"外交"，我们平时打汉语拼音就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敲，需要很多次，这个机器是左手打"外"，右手打"交"，（配合双手比划）一次就把这个词打出来了。再比如"外交工作需要"这个短语，是"外交"、"工作"、"需要"三次就打出来了。击键的方法类似于弹钢琴，关于电脑速记的相关信息，一会儿你们可以询问我们速记员小姐。

　　正像廉局长所讲的，手写速记和电脑速记作为语音信息的记录工具各有所长和应用领域，手写速记方便、快捷，但是有一个弱项：翻译起来需要一段时间；电脑速记可以当时出稿，而且是纯文本文件，可以任意编设字体、字号，弱点是掌握起来相对时间长一些，需要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它们之间各自的优势，互相配合使用。

　　电脑速记技术从1994年到现在已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全国3000家法院中，约2900家用电脑速记记录庭审，大大提高的审判效率，推动了国家书记官制度的改革。信息社会最讲究的是效率，而电脑速记恰恰是管信息进口的。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因为电脑速记这项技术，在国家精简机构、压缩编制的大背景下，经李鹏委员长批示，委会长会议讨论决定，破例增设了15个速记员岗位和事业编制，面向社会公开招录的首批10名电脑速记员进入国家公务员序列，他们已经服务于国家议会了，下一步准备为党的十六大服务。外国的国会、议会普遍使用电脑速记记录，他们叫机械速记或者速记机。今天，作为速记工作者我们也感到十分荣耀，我们今后出去出席国际速记会议时，充满民族自豪感地说：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电脑速记技术了，中国的议会也用上了！现在的速记员经常出入于人民大会堂等重要、重大会议场合。中央领导对电脑速记这项技术也引起广泛的注意，你们今天见到的这位王蕊小姐，经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在李鹏委员长旁边记录，我们的石广生部长看到这个技术有这么快的速度和高效率时说，这项技术完全可以应用到联合国去，她可以到联合国做记录了。领导人的讲话和社会的应用是对我们技术的肯定、认可和激励，电脑速记技术能够为国家服务，如果将来能够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外交事业，我们同样也感觉很荣耀！

　　廉局长为这次演讲做了精心准备，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时间再沟通了。今天听了廉局长的演讲，对我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也深受教育和鼓舞。廉局长以自己亲身的经历，站在外交事业发展的最前沿，从讲政治的高度，生动活泼、饱含深情地介绍了速记为党和国家的外交事业，为记录和保存领导人外交活动所做的贡献，并且也提到了速记技能和技巧方面的技术问题，立意高远，思路清晰，句群缜密，对于我们提高速记技能技巧，对于我们即将从事的工作，把青春奉献给党的外交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设想一下，若干年以后，特别是当我们都一起变老了的时候（大家笑），回忆起自己当年刚刚进入外交部工作，就亲耳听到外交前辈廉大使主讲的速记在外交战线的重要作用；当我们回忆起自己受益于速记这项技能，使自己的工作更加出色、干练时；当我们回忆起自己用速记记录、保存党和国家的外交活动时，我想大家会油然而生有一种感觉--成就感。到那时，你会非常自豪地说："我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都献给了最壮丽的党的外交事业。"（鼓掌）并且，这种成就感会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年轻时为党和国家的外交事业工作的每一个日子都将深深地印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美好记忆里，（笑声、掌声），这就像一杯酒一样，将会随着保存时间的越来越久远，愈加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热烈鼓掌）

　　就我个人来说，我对每一位外交家和外交战线工作者，充满着敬重、仰慕之情！
　　感谢为这次成功演讲付出努力的袁（慧燕）主任、教务处、北京速记协会和其他有关人员，谢谢同学们的热情参与。
　　再一次感谢廉局长的精彩演讲！（长时间热烈鼓掌）

　　下面，大家对电脑速记有什么问题，可以和她们两位了解、交流一下。（略）
4：00 结束

摘自：互联网